未来中国的传媒业将会实现何种新的突破？在技术推动下将会如何作用于社会文化变革？本文将从“深度媒介化”和生态与用户的视角来辨析当前传媒业面临的变化，结合政策文件与新近案例梳理中国传媒业发展情况，进一步探讨“十四五”时期中国传媒业应当如何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对传媒业的未来走向作出畅想。

01

“十四五”时期传媒业的生态变革 

媒介化本质上是一种媒体和传播研究的视角，关注和思考媒介如何参与到社会互动之中。而“深度媒介化”则是更进一步描述智能媒介时代下更高维度的媒介实践——新媒体技术平台已经成为传媒业持续突破的关键行动者，其网络化逻辑已经改变了社会信息生产的底层逻辑，媒介在重构社会的同时也会重塑自身的场域，当下已处在“万物媒介化”的时代。

1、政策生态：从传播信息到社会治理

“党管媒体”是经由历史实践检验并一直为我国所秉持的优良传统，党与媒体之间密不可分，而稳定、连贯性的政策体系对引导主流媒体数字化转型过程具有充分的引领效用。目前我国在政策层面已经搭建了以党为核心包含全局政策、行业政策和地方政策三大维度的媒体政策体系，这些政策本质上可视作国家在新的执政环境下对技术发展趋势所作出的政策回应。根据既有政策文件指示，主流媒体未来应当成为中国特色传播体系的重要内容价值输出口，其发展事关党的新闻舆论建设，更是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抓手。

智能时代的媒体定位与效用将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信息传递，而应当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嵌入到社会结构的运作之中，把控内容生产与传播的流动，成为国家治理的单元体以及社会意义的建构者。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中央横贯至地方的全覆盖传播体系：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代表的中央级主流媒体肩负着对外传播与提升国家形象的战略目标；以县级融媒体中心为代表的基层传播体系则承载着社会治理客体的效用，成为整合地方信息资源的重要抓手。未来政策生态的持续推动，媒体的社会组织的结构性效用将被持续强调。随着传播信息的“最后一公里”被打通，传媒业的发展前景也将更为多元广阔。

2、行业生态：从“固态”到“液态”

当前许多媒体实际上摆脱了原有的单一业态，逐渐演化成为一种以连通性与多元性为特质的媒介多元体。从整体来看，传媒业的边界与图景因为数字技术的介入正在不断拓宽。仅以新闻领域为例，全球的新闻机构目前正处在“后工业化”时期，自由记者与编辑团队以及新闻初创机构纷纷涌现，新闻组织形式已经变得多元且零碎化。新的组织形式催生了差异化的运营模式，广告、付费墙、订阅乃至“现场新闻表演”等业务形式成为了新闻机构“求生”的策略。

行业生态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组织与业务层面，更深层次的影响则反映在从业者的职业认同与专业理解等价值层面。经历数十年的媒体改革，中国新闻从业者心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部分从业者认为当前的职业共同体是以“液态连接”的方式而存在。尤其是在内容生产的过程中，组织化的新闻生产在向协作性的新闻策展所转变，新闻业与大众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数字时代的传媒业以及从业者自身，都需要采用一种更为开放的姿态以应对行业生态的变化。

3、技术生态：从智能化到平台化

信息技术是当下中国传媒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自2013年中央提出媒体融合以来，各级媒体以智能化为突破口持续推动着全场景的流程再造。以5G、大数据与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基础信息技术正助力媒体的智能化转型。

首先，大数据、云计算的多场景运用极大地提升了媒体的算力与数据存储能力，借助对海量数据的动态抓取与实时分析，能够精准地预测用户行为以及新闻爆点，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使得内容生产的效率与精度显著提升，自动化新闻、算法新闻等新业态持续涌现；其次，5G的高速、低延时传输特性为4K直播、VR/AR/MR等技术提供了带宽支持，数据的高速传输让内容的临场感与沉浸感、信息密度均得到质的提升，进一步改变了内容的呈现方式。

技术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使用场景的建构，平台化便是近年来传媒业实现突破的进路。平台运作的核心机制包含数据化、商品化和选择机制三大维度。我国当前完全具备上述三种机制的媒体平台仍为少数，许多平台在搭建过程中缺乏内在驱动力和良性的运作模式，亟待在数据流通管理、盈利模式以及底层算法上寻求新突破。尽管数据在今日被视作新的“石油”，但平台化催生的数据主义值得从业者警惕，避免“流量至上”的标准成为内容生产的唯一标尺，窄化乃至忽视人类的个体尊严与价值。

02

迭代媒介逻辑：互动体验、意义关联与情感价值认同

关注数字化营销与运营的专家Steven Belleghem认为，数字时代人的重要性在持续提升，传播主体需要借助精准的生态系统推动“大数据”向“大相关”转化，与用户形成“强关系”与情感互动。数字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的持续勃兴已经改变既往的媒介逻辑，采用“生态”和“用户”的视角来剖析“媒介生态”与“用户行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探究媒介与大众之间互构模式的过程中，我们或许能够理解数字时代的用户行为逻辑，并归纳媒介的内在发展逻辑。

1.强调体验与互动

媒体本质上是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建构。让受众对新闻事件有临场感和卷入度是媒体从业者所致力达成的目标。近年来，强调感官互动与沉浸式体验是媒介技术发展的新趋势。无论是先前的H5、新闻游戏，还是当下以虚拟现实技术和增强现实为基础的沉浸式新闻，本质上都是在凸显特定叙事类型的可感知性，增进内容的可体验感和交互性。越来越多的用户已经不再满足于既往简单的传受关系，而是希望通过一种具身化的方式对媒介内容进行体验与感知。

目前使用现实增强技术大获成功的社交媒体为Snapchat。Snapchat每天都有1.63亿AR滤镜活跃用户，部分用户每日频率高于30次，而且该平台的年轻用户中的40%均为AR滤镜的重度使用者。诸多行业报告也显示，年轻用户更崇尚个性表达与创新，基于技术层面的互动方式或许能够为传媒业带来持续、可观的流量红利，值得业界持续关注。

2.重视意义的关联性

营销领域用“直连用户”来指代一种关系导向的产品策略，这一思路可沿用至传媒业以思考用户的变化。2021年全球内容产业迎来“个性化直连订阅”的新风口，越来越多的内容出版商与资讯平台开始重视邮件订阅通信的业务。如美国版“公众号”Substack去年订阅总量突破1000万，其受到用户青睐的原因在于写作、发布和营收平台的轻量化和操作简单化，不同的内容创作者可以直接在该平台上分享独家内容。此类自媒体发布平台的兴起揭示出一种基于关系的内容消费模式，越来越多的用户愿意为自身相关的内容而付费。

创造关系的基本前提是了解与知悉。这一趋势反映在新闻业，则是大众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关系的建构，即从个体感知上升至产生社会意义的关联。目前传媒业可以用内容层面的接近性和技术层面的接近性来增进与用户之间的关联度。内容的接近性本质上需要传媒业将“供给理念”转化为“服务理念”，规避新闻泛化的影响并为大众提供有针对性的内容。落实在技术层面，传媒业可以借助大数据实现用户画像的分析以及对舆情热点的动态捕捉，以提升内容与大众之间的关联性。

3.寻求情感与价值共鸣

平台的持续发展塑造了一个扁平化、分布式和去中心化的网络表达空间，原来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模式逐渐被打破，媒介以及与媒介相关的技术手段正在成为社会建构的中介。在此逻辑之下，用户更倾向于通过“平台集体”的方式参与集体行动进而向“社群”转化。相近的旨趣、共通的情感与共同的价值诉求以及平台的介入是建立联系与对话的重要前提。

在当前传播生态中，大众的情感与价值的“权重”在不断地累加。用户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的个体行为就能赋予特定内容议程更高的可见性。这种直接表达其情感与价值偏好的参与方式在某些时候甚至会影响新闻生产乃至事件本身的走向，一种基于即时性、重要性与情感性的新闻价值体系正在出现。传媒业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将有可能通过情感与价值的表达而得以延续，因此有必要建立全新的话语体系予以调适。

03

“十四五”传媒业的发展进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列为国家发展与政府工作的内容。当前正步入媒体深度融合的时期，结合社会的发展愿景与大众的信息诉求，传媒业未来应当从内容传递、社会互动以及价值输出三个维度出发，助力中国在新时代持续向前迈进。

1.以优质内容为基石，传递公共信息

内容是传媒业赖以为生的基石与核心资源。尽管在新的技术语境之下媒体传递内容的呈现方式、叙事逻辑均有所变化，但人们对于优质、真实、客观的内容渴求是不会发生转移的。尤其是信息资源极度饱和的当下，以算法为代表的智能中介物不仅建构人们的认知，也在塑造着人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出于生存与规避风险的需要，今天的大众对于公共信息的渴望十分迫切。尤其是在公共性突发事件中，媒体的在场与正常运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主流媒体以及互联网平台均在谣言治理以及网络生态维护等方面发挥重要的效用，尤其是人机协同的方式已经有效提升了谣言的治理效率，有助于科学的公共信息的传播和触达。有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权威媒体能够正向影响个体的预防行为并可以通过严重性对其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之下，主流媒体应当坚守专业性，持续向公众传递真实、科学、攸关公众切身利益的优质内容。

2.以技术创新为手段，构建场景网络

虚拟现实技术正成为各界所关注的焦点，它受到“热捧”不仅是因为其技术表征层面的新颖性，更因其预示一种深度媒介化的可能性。未来的媒介将具备更强的模塑力，媒介与当代通信系统的物质基础深度捆绑，通过高度语境化、个性化的中介方式让个体的传播体验变得更为具象化。但无论技术创新走向何方，其“应然”的演化逻辑均是以“人”为轴心在场景与关系网络层面寻求突破。

概言之，未来的传媒业应当以技术为抓手，努力成为连接个体与广大社会的有效中介。当前许多媒体愈发重视公共服务职能，通过拓展智慧政务、城市生活服务等方式，提升媒体与市民生活的关联度。此外，诸如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芒果TV、上海报业集团、财新传媒等较为成熟的媒体集团，正大力发展基于新媒体技术的传媒产业体系，借助搭建主题文创产业园、电商直播、地方行业智库等方式加速形成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生态架构，这些成功经验均值得全行业学习与借鉴。

3.以价值引导为核心，凝聚社会共识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传媒业需要以更开放的姿态归拢传播系统性共识与维护意识形态的稳定。尤其中国媒体始终秉承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价值底色，更应当一如既往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做大做强主流媒体。讲好中国故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到位。同时，智能时代复杂多变的舆情生态之下，传媒业内部应当树立复杂性思维以及开放性思维，正确处理情感与理性、引导与监督的辩证关系，助力国家打造新型舆论引导观，推动国家舆情治理能力的现代化。